关于中国形象的句子

东子是个农村人,今年,他考上城里的大学了。要知道,在农村出个大学生不容易,东子的父母高兴坏了,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来重庆送东子上学。报了到,下午那一对朴实的夫妇该回家了,他们来到火车站时却晚了一步——回家的列车刚刚启动。

东子的父母急坏了,站在车站里不知所措的朝来车的方向张望。他们的举动引起了一个执勤人员的注意,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干瘦的老头,他戴着的那顶黄色帽子在灼热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他用手指着那对夫妇说:“喂,那俩人,说你们呢,干嘛呢,车站站台不准随便进来的知道不?”那对本分的夫妇一辈子也没出过几次大山,无法判断老头说的话是真是假,他们木讷的点了点头,乖乖的退回了大厅。老头不屑地哼了一声,鼻子里仿佛呼出了一团气。

但站在大厅的他们仍不知所措,他们就在那儿呆呆地站着,看着来来往往穿梭不断的人们,想问,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走到了售票窗口,问里面那个售票小姐:“到江津的车什么时候有?”“没有”窗口里的售票小姐没好气地说。“啊?那怎么办呀,地里的活还没做完呢!”“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司机,想什么时候有车就什么时候有车。”她头也不抬地说。夫妇俩被驳得哑口无言,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来。

这一切都被在一旁等待妈妈买票给哥哥的我目睹了。嗬,这叫个什么事儿!阿姨,2008年北京可就要举办奥运会了,您这素质要是碰上一位外国朋友,要是你也这么不抬头的反驳,那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就成了被笑话的对象了。人家准会这么说:“哼,原来中国人对待客人就这样,哦,我明白了,从小事处看得到本质嘛,中国人的素质确实不高哇!”要是被您尊敬的领导碰见了,那您的饭碗就悬喽,我想这您也不愿意吧。要是碰上一个脾气大的,搞不好您就要吃拳头。所以啦,为了您好,也为了中国的形象,您还是改改态度吧。

火车站人来人往,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在明年那样一个不一般的时间,它更会成为一个国家的窗口。中国的实力我想是不言而喻的,但会不会国人在努力追求荣耀的今天却忽略了细节?在新加坡,大多数标语都用英文书写,但“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高声喧哗”等标语却多用中文书写,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说明中国确确实实有那么一些些人一些些做法不讲文明?不是我贬低自己,但事实的确如此,不可否认,在中国,随地吐痰,高声喧哗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少过,但那是不是就无法改变了呢?不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心,讲文明不会太难,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有文明的意识,别让外国人瞧不起啊。

阿姨,讲文明,树新风不是用来说的,要从你我做起,你要明白啊。

“回家吧。”妈妈轻轻地推了推我,我心里默念着:阿姨,你要明白啊。

中国的形象塑造(I)

来源:《英语学习》2008年第04期

Y:YangRui,anchorofDialogue,CCTV-9

L:DrCharlesLee,venturecapitalistandauthorofCow-boysandDra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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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TV

总第325期

CONTEMPORARYTV

2015年1月,由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KBS电视台推出的特别纪录片《超级中国》,在韩国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创造了10%的高收视率,引起了韩国媒体的热议。同样,此纪录片在中国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央视新闻频道对《超级中国》在韩国引发的热议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在百度贴吧的“超级中国吧”中,相关讨论将近3万条;在知乎、天涯、猫扑、豆瓣等新兴的网络问答社区也都有相关的讨论;百度搜索指数显示“超级中国”的搜索量在2月底达到了峰值。

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极力打压,造成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与文化舞台上的一再边缘化。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先驱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干预下,东方形象将趋于虚弱化与“规范化”。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断遭遇到严重的文化身份危机,这种危机在鼓吹“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的西方,恰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得以幸存的

共产主义大国”、“缺乏诚信”

①等这些过时的印象中。与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相比,《超级中国》确是一部制作精良、评价中肯的好作品,它从中国的人口、经济、军事、资源、文化、政治六个方面入手,试图全方位展现中国的变化与当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它的许多内容也带有主观性,从而易使人产生误读。因此通过对“他者”眼中的形象与自我形象进行对照分析,将更有利于异质文化间的“互补、互证、互识”。

一、《超级中国》的拍摄缘起

《超级中国》的拍摄制作方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对“中国对于韩国而言,是一个新的危机还是机遇”这一问题的解答。笔者认为,《超级中国》的拍摄缘起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先,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首是。

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大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古代中国的GDP曾占到世界GDP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推进,古代中国农业文明逐渐失去优势,这让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中一度失语,并受到异质文化的一再排斥。但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

国的国家形象呈现出了改善态势。北京奥运会使中国在

当代第一次受到了全球的瞩目,中国的文化形象、文明形象、艺术形象、体育形象②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2010年,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白日焰火》获得华语电影的第五个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当西方还沉浸在“不变中国”的他者想象中时,中国俨然已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国,传统文化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重新谱写了新的文化篇章。当前,中国文化身份的提升使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重新返场,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次,是对中国形象的重新认识。

国家形象肇始于国际关系与传播学,是形象学中的重要问题。当今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塑造健康、向上的国家形象,努力坦诚地对待并改善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中国威胁论”一直萦绕着中国。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也在中西方文化误读上显得格外突出。作为一个“被注视者”,中国的国家形象在“注视者”的传播下愈加扑朔迷离,中国形象是西方镜像中的一个他者想象物,是一个被反映的对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腾飞,中国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秩序。作为中国的邻国—韩国,曾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相比之下,他们比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更了解中国人的思维,因此也更理解中国的立场、观点。作为《超级中国》的制片人之一的朴晋范,曾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曾担任驻华记者,在中国工作与学习的经历让他比一般人更熟悉中国。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与中国对外形象“扭曲化”的矛盾,作为纪录片的制片人,他们以敏锐的目光抓住了中国形象的新变化。

,最后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逐渐没落。

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将异质文化视为次等文化。几个世纪以来,因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引发了很多战争,以“911”为代表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标志着伊斯兰极端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西方的中心主义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早在上个世纪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大胆地预言西方文化已步入日薄西山的衰落阶段。自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后,西方社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载体的西方

《超级中国》:中国形象的“他者”构建

◆黄瑜徐放鸣

开放的中国,不仅有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受到国际欢迎,而且经济低迷的西方国家还欢迎中国客人去旅游、消费,去促进西方国家的经齐增长。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旅游经济运行报告」,预计上半年中国出境游人数达到三千二百万人次。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名片,都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民间外交使节,代表了中国、中国人的形象。为此,一年一度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广州二零一一」聚集了中外公共外交的专家学者,探讨「中国人的国际新形象」。

由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支持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广州二零一一」十一月十五日在广州举行。除了主旨演讲,还安排两场专题论坛,分别研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和「中国国民形象与国家形象」。来自政府、学术机构、媒体和企业界的代表二百多人参加了会议。有意思的是,参会的嘉宾除了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年会还特邀了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及中国海外地区的学者参加,大韩民国忠清北道经济通商局长金京镛、日本学者加藤嘉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院长、台北大学郑又平博士及澳门香港等嘉宾就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作专题演讲,站在海外的角度看崛起中的中国人新形象。

公共外交的话题在中国开始变热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越来越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使者。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致辞时表示,中国「走出去不只是产品,还有人要走出去,我们每年超过千万中国人到外国去,接触可能超过上亿的外国人,所以每个人到外国都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课本,所以这次年会讨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还讨论我们自己怎么看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这是一个长期的主题」。

赵启正讲了一个故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时候,通过渠道带话,他想读书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及素养。但那时,居然不能提供一本描述现代中国人的书,中国有林语堂写的《中国人》,但这都是三十年代的书籍。「就是说我们现在拿不出一本现代人写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素养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书籍。但我也知道我们有的部门请了一些人去写,到后来写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写缺点很难,写优点很容易。」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前会长陈昊苏响应赵启正讲话时提到:「我们需要有一本书,这是非常好的想法。我们现在不说这本书已经开始写了,我觉得大家都在强调公共外交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为写这本书做准备工作,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在编写这本书的前几章,相信这次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也是编写这本书的开端。」

为拓展公共外交,去年开始,察哈尔学会举办年会。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对亚洲周刊表示,这一年来,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有很大变化。现在几乎所有涉外部门如外交部、外宣办、中联部都重视公共外交,增设了机构、编制,一些学校开课设立专业,还编着了公共外交概论等书籍。「察哈尔学会连续两年举办年会,从国家形象到中国人的形象开展广泛研讨活动,是为拓展公共外交,改善国家、国人形象献计献策。」

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刚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一个活动,袁明演讲时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刚刚从戛纳回到纽约,可能受到鼓舞,气色很好。他穿梭于宾客之中,很低调,很活跃,袁想,他真是广结善缘。公共外交说白了,用最通俗、最中国民俗的话来讲,不就是要搞一个好人缘吗?从联

合国秘书长身上,袁明引发了关于公共外交的联想﹕「广结善缘,有一个好人缘,国家就会有一个好国缘。」

去年,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到北京访问,晚宴上,中央音乐学院一位从英国回来的年轻女钢琴家演奏了一首《彩云追月》,这是广东音乐,但是在钢琴上弹,弹得那么美妙,赖斯从来没有听说过钢琴上有中国的音乐,但她听得懂。袁明认为:「中国艺术家们、文化人士用自己的作品,从历史传统里面再提炼的这些现代审美,实际上已经在向全世界述说我们是谁,在结善缘,在展示一个群体。」

《中国大趋势》反响负面

接着袁明的话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对中国公共外交故事作出评述,他指出,中国在美国时报广场播出的宣传片中突出姚明、李嘉诚、袁隆平、杨利伟等一些名人,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传播软实力的背后,实际上硬销的还是硬实力;过去中国共产党很成功的公共外交案例,就是请斯诺到延安来写了一个《西行漫记》,把当时的延安、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进行了一个展示,非常成功的。现在也采用同样的手法,请美国很有名的未来学家纳斯比特,又写了一个《中国大趋势》。胡伟说:「这本书我听下来国内外的反响是比较负面的,认为是在炒作、宣传,甚至产生了一些非议。」

胡伟提醒,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有一个信仰缺失、价值扭曲的问题,甚至是礼崩乐坏的问题。「其实搞公共外交也好,搞对外宣传也好,就是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不要让国际力量老是来打压我们,要让人觉得中国的崛起是不威胁人的,是能够与别人和平共处的。」胡伟强调,继续站在道义力量的制高点,拓展公共外交,在中国人国际形象塑造方面道义的力量更重要。

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武克刚讲中国人被破坏的形象引起与会者共鸣。武克刚批评:近年来,最破坏中国人形象的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中国代表团官员越出去越不象话,觉得兜里有钱了,刚开始向人家学习,很谦虚,现在出去关心的是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看的,形象极其恶劣。「现在公费出国,公费层次下降,到了区里、县里越不象话,越是破坏中国公共外交形象,白天打瞌睡,晚上是好色好酒好贪。我建议应该有规定,出国起码自己交三分之一的钱,现在底下为了争取出国,打破头,不要脸多了,丢人丢到国外。」武克刚认为﹕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承认不承认世界文明?跟不跟世界文明接轨?我们是不是应该朝着世界文明的方向走?

中国公共外交倡导者赵启正总结说:今天的发言角度是多样的,有一个特点,没有隐瞒自己看到本民族的缺点,哪怕是大缺点,我就想到小悦悦事件,十八个人无动于衷,我真是心都碎了,我有冲动,要蹲到光盘里面想把这个孩子救下来,这是一个引起全国人反思的事件。「大家这样当着很多外国朋友的面说自己民族的缺点是为什么?是希望克服,希望我们改善、改进,希望我们进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年会在宣读提升中国人形象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广州二零一一共识」中结束,这只是深层讨论中国公共外交、期望中国人国际新形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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